《右江日报》《河池日报》《左江日报》截图。
10月26日，河池市东兰县武篆镇，秋日杲杲，碧空湛湛。
街上，圩日正酣。米粉摊冒着热气，街边的板栗堆成小山，壮话、桂柳话混着吆喝声，一阵阵扑过来。
魁星楼前的广场上，70岁的鸾坡村板更屯村民黄凤兰，正与来自各村的好友们围成一圈：“每到圩日，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唱山歌。”她们穿着鲜艳的民族服饰，坐着矮矮的塑料小凳，面前立着手机支架，一句接一句唱着山歌。
东兰县武篆镇魁星楼。
有人开了直播，屏幕上飘过点赞；有人举着手机拍照，乐个不停。广场上，笑声把革命老区的秋天，烘得暖洋洋的。
90多年前，那支队伍从魁星楼脚下出发，想要的不就是这样的日子吗?
魁星楼，四层六角，朱檐绿瓦，丹柱红墙，又名“陈公祠”，1906年由武篆民众筹款兴建。1923年，韦拔群把农军作战指挥部设在这里；1926年至1927年，这里成为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和武篆区农协的办公地。
真正让这座楼载入史册的，是1930年春夏——红七军前敌委员会驻在楼上，前委书记邓小平、军长张云逸在这里办公、住宿。
二楼靠窗处，有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放着一盏桐油灯。时光荏苒，灯盏边缘的烟熏痕迹，仍像昨天才留下的。
1930年4月初的一天，正下着毛毛细雨。邓小平头戴竹笠、手拄拐杖、脚穿草鞋，由一名红军战士护送，来到武篆镇，见到了韦拔群，当晚两人彻夜长谈。
韦拔群故居。
从那以后，这盏灯常常亮到天明。
白天，两人走村串户，钻进壮家干栏楼，问田亩、问收成、问农民最盼什么；夜里，邓小平、韦拔群、雷经天、陈洪涛等人一起起草研究《土地法暂行条例》《共耕条例》。
后来，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试点：韦拔群家乡东里村试共耕，凤山县中亭村试分耕。
共耕，就是以乡或屯为单位，生产资料公有，统一调配、共同耕作，收成按人分配。分耕，则是韦拔群派二弟韦菁赴中亭，把从地主豪绅手里没收的土地分给贫雇农——不分民族、年龄、性别，人人一份，颁发土地使用证，以户自耕自种。
最终，这两种试点都从田埂上长出来，点燃了左右江革命的星星之火——其关键之处，在于革命老区的农民认可土地革命的做法。
共耕社成立那天，韦拔群当众烧了自家田契。
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旧照。
为了发动群众入社，他一连数日登门走访，在土舍茅屋里与大家促膝长谈。当地地主造谣，把共耕社的“共”说成“共田共妻”，他一面打击煽动闹事的人，一面动员亲属带头把田地、耕牛、农具拿出来入社。
大旱之年，“等雨不如大干”。红军带着老百姓挖通1300米共耕渠，引银潭的水灌田。寒露未到，谷桶就打响了，当年粮食增产三成，全村570多人人均分到600多斤稻谷。
社员从余粮里凑了500斤，打算送到韦拔群家里，被他拦了下来：“这些谷子是大家用血汗挣来的。带头人不能搞特殊，要带头革命、带头廉洁、带头牺牲个人利益。”
90多年过去，共耕渠的水还在流。
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新貌。
村民韦永生家的田，就在渠边：“这么多年了，共耕渠还在灌溉东里、那烈、巴学一带的农田，养育着这一方土地，一年又一年。”
2015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了《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》，正式吹响了脱贫攻坚的冲锋号。
东里村共耕食堂。
这一年，土生土长的梁贤勇放弃收入丰厚的跨国公司主管工作，返乡在东里村办起以“共耕社”命名的产业园，引进阳光玫瑰葡萄，采取“支部+基地+贫困户”模式，带动村民脱贫增收。
2018年7月，葡萄园首次实现销售收入800多万元。共耕社首次分红，光是土地流转费就有20多万元，支付劳务费98万元。
截至2026年10月，共耕社产业园有葡萄300亩，全村88户脱贫户以土地或资金入股，每年按股分红14.6万元。
2025年7月，东里村红色研学基地投运，当年收入20万元，为村集体增收2万元。“这两年，全村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。”东里村党支部书记韦永生介绍，村里实行“村社企合一”，全村产业年产值超过1000万元。
东里村红色研学基地。
在东里村“共商共议室”里，驻村第一书记梁志指着公开栏说，村里大事“四议两公开”，土地延包、财务收支等全贴上公开栏。
东里村“共商共议室”。
“耕作区有两户人家，一户养黑山猪、一户种稻，猪跑出来啃了庄稼。”梁志说，共商共议把双方请到一起：圈养的圈养、围田的围田，几百元补偿，纠纷化解，“从群众中来、到群众中去，说到底，就是把每家每户的小事，都当成党员干部的心头大事。”
1932年，韦拔群被叛徒残忍杀害，年仅38岁——他一家20口中，有17人先后为革命牺牲。
他的后人韦述斌说：“我们家是革命家庭，子子孙孙不能忘记过去。”如今，村里的老人时常来到东里革命陈列室，给孩子们和年轻党员讲拔哥与红军的故事。
韦永生说：“共耕的故事，我们会一代一代讲下去。”
夕阳斜照，魁星楼的影子掠过广场。黄凤兰和“姐妹团”的山歌停了，有人端着手机看直播回放，笑靥如花。
90多年前，那盏桐油灯下的人，一条一条写的，为的就是这个。
